生前预嘱为人生画上圆满的闭环

阳春三月的第一天，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来访者，他是通过家属主动联络协会预约签署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的高龄长者。

上午10时，年近九旬的席老先生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协会，老人的状态非常好，一进门就说：“我来是为自己的人生大事做主！”原来，席老先生离休前是四川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肿瘤放射大夫，八十年代就开始倡导为肿瘤癌痛患者提供三阶梯疼痛控制治疗，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一批为肿瘤患者提供临终关怀的医生。

席老先生讲述起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见到的生死和人间悲剧太多，常常看见肿瘤末期患者已失去抗肿瘤治疗的意义但还在倾家荡产地苦苦挣扎。这里有患者和家属对死亡的恐惧，也有亲情的不舍和家人怕背负见死不救的骂名；甚至还有些亲属可能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亲人的生命尊严而让他们痛苦地被活着。席老先生见过太多痛不欲生、希望尽早解脱而又不能自主表达意愿的患者，看见他们种种不幸的遭遇，身为医生的他倍感痛心，但同时也能理解每个人站在不同角度所做出的选择。

        有一年冬天，席老先生的一位近亲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深度昏迷状态却还在ICU里上着呼吸机，周身插满各种管子维持基本生命体征，让人看着痛心不已；再加上此时每天的医疗费数以万计，每次收到医院的催费清单都让家属不寒而栗。远在异国他乡的两个孩子在赶回国的路上，席老先生也从成都赶到北京医院向这位亲人做最终的道别。无法下决心做安宁疗护的家属寄希望于这位德高望重又是医生的老人给拿主意，席老先生果断决定停止使用呼吸机，避免对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位北京著名的外科医生患者最终得以自然而有尊严地离世。这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作为案例被席老先生多次提及，而“癌症晚期或脑死亡的患者在生命终末期不要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这个观点更是他给很多来咨询医疗意见的亲朋好友的建议。
        2022年12月，87岁高龄的席老先生经历新冠感染风暴，虽然自己扛过高烧病痛，在家人的照顾下已得以康复，但同时也眼见有很多老同学老朋友离去。他得知深圳市生前预嘱已经立法，可以切实保障个人生命自主权的时候，老人主动要求签署生前预嘱，因此有了上面的一幕。

签署前，李瑛会长向席老先生详细介绍了生前预嘱概念和《我的五个愿望》内容。在仔细阅读了《我的五个愿望》文本后，老人拿起笔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基于自己真实意愿的选择，并慎重的签署了自己的姓名，一旁的女儿非常支持父亲的选择，并为父亲做了见证人。文本签署完毕后，席老先生感叹道：“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女儿在一旁也坚定地说：“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临别时，老人还特意多要了几份《我的五个愿望》文本，他说：“在我身边的很多老人都有和我同样的想法，我要带回去让我的老伙伴们也能够享有为自己生命做主的权力。”李会长邀请老人在适当的时机，帮助协会做生命教育宣传，老人欣然地答应。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意识清楚时签署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自己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2022年6月23日，生前预嘱在深圳立法，并于今年的1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深圳成为了中国首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目前我国采用的生前预嘱文本主要是“我的五个愿望”，内容分别是：1.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2.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3.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4.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5.我希望谁来帮助我。人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提前把生死大事安排好，并不是消极地面对人生，而是积极地向死而生，向上向善过好每一天。当“那一刻”真正到来时，既不加速，也不延缓，坦然面对生命的自然法则，也是生命里值得骄傲的闭环。

李瑛会长提出我们都需要理性看待生命，就像落叶归根，让生命自然结束是对它最大的尊重。生前预嘱并不是放弃治疗，更不是安乐死，而是倡导人们在意识清楚时，对自己生命末期的医疗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决策。人生除了生死无大事，签署生前预嘱，安排好人生大事，是对自己生命的珍惜和热爱，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看了席老先生的故事，你有考虑过自己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吗？这个问题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